“拿轿子抬我也不走”

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开始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下旬，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在发动湘南起义后向井冈山转移，与毛泽东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5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政治部主任。鉴于革命斗争形势不断加剧，红四军决定成立前敌委员会，由毛泽东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

1929年，在红四军的英勇战斗下，革命根据地不断扩大，相继开创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随着形势的发展和革命队伍的扩大，红四军吸收了大量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员，加上环境险恶，战斗频繁，生活艰苦，革命队伍得不到及时教育和整训。因此，极端民主化、重军事轻政治、不重视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流寇思想和军阀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在红四军内滋长严重。作为红四军党的前委书记的毛泽东曾力图纠正这些错误思想倾向。但是，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红四军党内特别是领导层内在创建根据地、红军中实行民主集中、党和军队关系等原则问题上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和争论。因而，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没有能够为红四军领导层的大多数人所接受。

1929年4月，毛泽东收到来自中央的“二月来信”，信中对在农村割据中红四军的前途较为悲观，并要求红四军在大敌当前时分散成小股游击队，转入民间。针对“二月来信”，毛泽东愤怒地说：瞎搞，不切实际的指挥。这是要把这支部队葬送掉。我不离开！拿轿子抬我也不走！鉴于当时革命斗争的严峻形势，红四军内部并未形成清晰统一的思想认识和觉悟。因此，毛泽东感到加强党和军队思想建设必须提上日程。

1929年8月下旬，陈毅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8月29日政治局听取了陈毅的汇报，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组成委员会，起草一个决议，周恩来为召集人。经过1个月的讨论，形成了陈毅起草、周恩来审定的《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著名的“九月来信”。

古田会议：党内错误思想的初步纠正

“九月来信”肯定了红四军建立以来所取得的成绩和经验，要求红四军前委和全体干部战士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明确指出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这封信提出“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并具体提出不正确倾向的观念，如：“取消观念、分家观念、离队观念与缩小团体倾向，极端民主化，红军脱离生产即不能存在等观念。”“九月来信”对统一红四军前委领导和全军思想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为古田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基础，也为红四军的建设指明了方向，成为开启军队思想建设的先声。

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召开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会议纠正了红四军党内一些错误思想。明确“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批评了那种认为军事和政治是对立的单纯军事观点。提出军队必须担负起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这三位一体的任务。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案》。其中第一部分，也是最为核心的内容是“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这一部分分析了红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包括单纯军事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等足以动摇党对军队的领导的思想。决议分析了各种非无产阶级意识浓厚的原因，指出其总来源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最大部分是建筑于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成分之上”，另一方面的原因则是“党的指导机关对这些不正确倾向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正确路线的教育”。纠正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错误思想，要用无产阶级思想来进行军队和党的建设。其中重要途径要对党员进行教育，教育问题是“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有计划的进行党内的教育，纠正过去无计划的听其自然的状态”“从教育上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决议具体规定了教育党员所用的材料，并列举了党报、政治简报、编制小册子、训练班、政治讨论会等党员教育的方法。

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它初步回答了在党员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情况下，如何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着手，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问题：初步回答了在农村进行革命战争的环境中，如何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决议所规定的基本原则不但很快在红四军得到贯彻，后来在各地红军中也逐步得到实行。古田会议决议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里程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摘自中国方正出版社《学习党章系列丛书》之《党章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