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领导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改革开放这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影响了世界！”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经历了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推进了我们党历史上一次新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了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新的壮丽史诗。

改革开放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这是对中国改革开放、对改革与革命关系的重大判断，其中深意值得我们深刻领会。改革是改革，革命是革命，改革何以被称为革命？这一判断对全面深化改革实践有什么样的启示？这是理解把握新时代改革开放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

改革是对革命事业的传承

人类社会历史的变革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革命，一种是改革。改革与革命是不同的事业，有不同的实践路径。革命是自下而上的，是被压迫、被奴役阶级为求得生存与发展而进行的暴力行动，是执政者的执政地位被动地受到冲击的变革方式，是暴力性的、破坏性的、颠覆性的；改革则是自上而下的，是执政者为维护执政地位主动采取的变革方式，是温和的、建设性的、循序渐进的。对执政者而言，要杜绝自下而上的革命的出现，就必须自上而下地主动改革。所以有人说，改革总是与革命赛跑，不主动推进改革，就有可能被革命。

正如马克思所言，“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革命在人类社会历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它是推动人类社会走向文明进步和公平正义的动力，曾给被压迫民族、受奴役的底层民众提供了光明道路。中国近代史也证明了这一点。任何人都不能否定中国革命的意义，都不能否认革命改变了20世纪以来中国的历史航向，并奠定了今天中国社会发展繁荣的基础。我们不能忽视一种错误思想倾向，那就是认为现在进入后革命时代了，要彻底地告别革命，把革命放进历史的博物馆尘封起来；更有甚者，借着反思革命的名义质疑革命、污蔑革命，抹黑、矮化革命者的形象。

新时代背景下讲改革，不能割裂其与革命的关系，更不能给曾经进步的革命泼污水。革命原本是一个充满进步、希望、积极、先进色彩的词汇。尊重历史，就必须尊重革命，尊重那些心怀崇高理想信念的革命者。但强调尊重革命，不代表我们看不到革命的暴力性，无视它可能会带来消极结果。革命手段的暴力、破坏特质决定了其有潜在的危险。如果控制不好，革命持续不断地进行，该结束的不结束，反而还要高歌猛进，就会出问题，“文革”就是一个例子。

现在讲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新的伟大革命，这个论断表明它没有放弃革命的理想、革命的事业，它强调了改革是对革命事业的传承，使革命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有了新的内涵，把革命的批判性逻辑、解构性逻辑转为了建设性逻辑、建构性逻辑。

这个判断也表明，革命与改革不是对立的，而是有内在关联的。革命事业如果不通过改革进行下去，革命的追求就可能被葬送；改革如果没有继承革命事业，那改革就是背叛。我们通过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不同之处只是在于，改革不改变基本制度，改变的是具体体制。

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的关键范畴，是中国共产党的标志性话语。我们党通过革命成为执政党，但绝不是要“告别革命”，绝不是说就不再是革命党了。那种认为“只讲执政党不要提革命党”“再讲革命不合时宜”的观念，危害在于让革命失去了正当性，看似针对革命而言，实际上也会使执政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视改革为“第二次革命”、新的伟大革命，这个判断饱含着政治智慧，它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前后历史阶段、前后从事事业的连续性，让忠诚于革命的人不至于失去目标，继续将智慧和力量投入到改革上。我们党依然是革命党，只是现在重点任务发生了变化。同样是革命范畴，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它应该有侧重点的不同，有主攻方向的不同。

从政治革命到社会革命

“革命”一词包含“革”和“命”两层意思，如果说“革”是指对旧制度、旧秩序、旧社会的革除、摒弃，那么“命”就是对新制度、新秩序、新社会的命制、建构。“革”是服务于“命”的，革命的目标是建立新制度、新秩序、新社会，如果只强调“革”而不注重“命”，不追求对新制度、新秩序、新社会的命制，那就只能是“革命尚未完成”。

“革”与“命”实际上正对应于革命的两种形式，那就是“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新的伟大革命，实际上彰显出革命的“命”的内涵，凸显出“社会革命”的意蕴。比起政治革命强调的主要是“革除”，作为社会革命的改革更强调的是“命制”。改革是对革命事业的再推进、再努力，它是要在政治革命推翻旧制度、旧秩序、旧社会后，完成对新制度、新秩序、新社会的建设、构造。

政治革命是通往社会革命的手段，社会革命才是依归，是终点。但我们不能割裂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从广义上看，政治革命也是社会革命的一部分，而且是十分必要的一部分。在中国，社会革命从政治革命开始，没有政治革命奠定的前提，社会革命也就无法进行。

改革既然是一场社会革命，就绝不仅仅是社会某个方面、某个领域的变革，而是全方位的社会变革。如果说一开始的改革开放是重点突破，那么今天进行的全面深化改革实践，则完全呈现出全方位社会变革的意蕴。

这场全方位社会变革的起点是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指出：“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尊重历史发展客观规律，就应牢记生产力的基础性地位，立足中国的客观实际，也应该看到改革开放伊始的现实是生产力落后，必须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但仅仅停留在生产力层面上，改革就不可能与革命处于同等地位。解放生产力只是改革的一个方面，发展生产力只是改革的一个目的。改革不能止步于此。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就要改掉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就要变革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这是改革最根本的哲学逻辑，它意味着生产力发展不代表改革的所有方面，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社会意识也是改革的题中之义。

今天讲全面深化改革，所追求的不仅是经济体制的改革，还包括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甚至生态文明体制的改革，它意味着经济关系、政治制度、社会生活、文明方式以及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的深刻变化，它是社会各个领域、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社会结构各个要素的变革。这个过程是中国社会发展的质的飞跃，因此说改革就是一场革命，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新的伟大革命。中国改革归根结底要使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使中国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如此，改革才算完成，社会革命才算成功。

更为艰巨的伟大斗争

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深刻领会改革是第二次革命、新的伟大革命这个论断的深意。它说明，中国改革的目标是明确的，即完成革命的事业、革命的理想，取得社会革命的最终胜利；它也说明，改革本身是全方位的社会变革，是中国各方面体制以及社会成员的思想观念的全方位转型；它还说明，改革是问题倒逼而产生，不是想不想的问题，而是必须去干的问题。

革命不易，很多人付出艰辛、献出鲜血和生命最终才取得成功。把改革称之为革命，给改革者的重大提醒是，进行改革事业绝非易事，一定意义上更为艰巨，需要拿出更大的勇气和智慧，付出更多的心血和汗水。

我们需要认识到推进社会全面变革、完成社会革命的长期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一场社会革命要取得最终胜利，往往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全面深化改革是长期的变革，是具有彻底性、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的变革。而且，也只有这样的全方位改革才能称得上是一场革命。

今天的全面深化改革，完全可以说就是一场“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伟大斗争”就体现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它绝不是修修补补就能实现的，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实现的。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难度应保持必要的清醒，认识到它是更为艰巨的事业，要知难而上，不能畏难而退；要从长谋划，不能亦步亦趋；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不能急功近利，以为可以一劳永逸，遇到挫折就偃旗息鼓。

今天的改革不再是刚刚开始的时候。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推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变革，具有前所未有的紧迫性，改革的目标和思路变得复杂起来。这个时候，改革越往前推进，越往纵深发展，问题和矛盾越多，挑战和困难越大。

如果说生产力问题是激发社会活力、人的潜能创造财富的问题，那么生产关系问题则是要理顺人与人的关系、解决公平地分配社会财富的问题。涉及人与人的关系，触碰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就比以人与自然关系为中心的生产力问题复杂得多。更何况，要理顺生产关系，实现社会公平、共同富裕，就必须触碰政治上层建筑，解决体制弊端。这决定了改革越是进入到攻坚期、深水区，就越要啃硬骨头。

因此，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综合考量、统筹兼顾。解决经济优化发展问题，只在经济领域施策、想办法，是断然解决不了的；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只讲环境保护、呼吁生态文明理念，也是断然解决不了问题的；解决社会建设问题，只在社会领域发展民生、强调公平正义，也断然解决不了问题。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生态文明体制的改革已经牢牢捆绑在一起，必须综合地、整体地、全面地把握。（陈培永 作者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