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航——中共一大会议》何红舟 黄发祥 作

作者充分运用了色彩的对比关系，表现出人物的精神面貌和沉稳大气的风格。画面中，穿着蓝色长衫的毛泽东肩上挎着一个布包，在船上举目远眺。天空的云和水面则采用了写意的手法，有一种动荡的既视感。压顶的乌云和远处的曙光形成了明显对比——乌云意味着山雨欲来，同时暗喻了当时黑暗的社会环境；远处的曙光与画面中的人物融为一体，喻示着革命的前途。

人物的沉稳与环境的动荡，传递给我们这样一种信息：尽管当年的时局风起云涌，但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内心和意志是坚定沉稳的。

《北平解放》叶浅予 作

在《北平解放》中，叶浅予一反此前以写意为主的艺术风格，采用中国工笔重彩画的表现方式，创作了一件线条勾勒精细谨严，敷彩浓重红艳的艺术作品。

作品描绘的是1949年，在广大群众的簇拥欢迎下，人民解放军秩序井然的入城式场景。通过画面，我们可以看到从前门经未建成的天安门广场，再到天坛，在呈S形构图的道路上，人民群众欢欣鼓舞、锣鼓喧天、旗帜飘扬，一片热烈欢腾的景象——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1月25日，百集专题片《美术经典中的党史》在央视播出。该片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央美术学院等隆重推出，国家博物馆馆藏的油画《启航——中共一大会议》作为第一集节目播出。

红船启航

何红舟、黄发祥创作的《启航——中共一大会议》，再现了中共一大在南湖召开的场景，画面中参加会议的代表正举步迈上画舫。

两位画家在创作这幅作品时的初稿和我们现在看到的作品，中间是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的。何红舟和黄发祥苦苦思考，怎样既要符合历史真实，又要把历史的厚重与饱满在这样一个画面上展示出来，打动人心。换句话说，就是怎样用一幅横截面来传达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波澜壮阔。两位作者多次到浙江实地调研，绘制小稿，但是在场景表现的选择上，曾一度陷入僵局：究竟是选取上船的场景，还是会议顺利结束后大家相互告别的场景。

斟酌再三，为了体现“启航”的主题，两位作者选择了上船的场景。于是，两位画家开始了废寝忘食的创作，将个人体验与民族记忆融合在一起，汇入作品之中。

如今，伫立在这幅画前，我们回想起当年的岁月峥嵘，一种穿越历史时空的庄严肃穆悄然而来。

“一大”召开于1921年，但是具体哪天召开的，因为当时情势所致没有留下明确记录，这让亲历者和后来的研究人员很费了一番周折。

比如，1936年，毛泽东曾经对斯诺说：“1921年5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这里所说的“5月”，还原到当初的历史语境，应该指的是阴历。

董必武、陈潭秋等则说是7月份，但是具体哪一天说法又不一。

到了1938年5月，越来越多的人向毛泽东和董必武咨询党的生日具体是哪天，因为在延安只有他们二位是参加“一大”的代表。毛泽东跟董必武商量决定：以7月1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生日。

后来，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十七周年纪念日，这个日子又正当抗战的一周年。”

后来，党史专家邵维正通过访问亲历者包惠僧、刘仁静、王会悟等，查找俄文原始档案、逐日翻阅旧报纸，反复考证，总算考证清楚“一大”召开的具体日期是1921年7月23日。

1980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刊发了邵维正的这篇考证文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解决了长期未解决的疑难问题”。

通过这幅画作，再回味背后的种种不凡，我们更能深刻体会到一句话——“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

转战陕北

1947年春，国民党不惜一切代价要占领延安。面对敌我悬殊的力量对比，毛泽东决定主动放弃延安，转战陕北371天，在山峁沟壑之间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为全国提前解放奠定了基础。

在国家博物馆的展览中，就有一幅表现这段既惊心动魄又令人鼓舞的历史的经典之作——石鲁《转战陕北》。

石鲁原名冯亚珩，因崇拜清初大画家石涛和现代革命家、文学家鲁迅而改名“石鲁”。1959年春，全国美协组织各地一批美术工作者进京，参加首都十大建筑中的美术创作活动，石鲁就在此列。他接到的任务是创作大幅国画毛泽东转战陕北题材，而且要赶在国庆十周年开馆前完成。

石鲁对陕北的战斗生活是很熟悉的。一开始，他画了很多草图——有领袖人物，有战士、警卫员、马匹、担架等，征求同行和同事的意见。因为情节太过具体，大家总体感觉不够理想，石鲁自己也很不满意。当其他人忙于艺术创作时，石鲁却显得有点“不务正业”，天天跑琉璃厂、故宫等地方看画，似乎心思没有放在创作上。突然有一天，他闭门不出，几天后拿出了一幅令人眼前一亮的构图。石鲁说要通过下一盘棋的艺术效果来表现毛主席的“胸中自有雄兵百万”的伟大主题。

有人问他：为什么不画战士？他的回答是，陕北的山沟里尽是战士，不画出来反而能表现“雄兵百万”，直接画出来能画多少人呢？小，在某种情况下就是大，小中见大嘛！

石鲁画了大量的山头局部画稿，每天晚上回到住处都不断地练笔，反复塑造每个山头，经常画到深夜，直至画得非常纯熟才正式在画幅上落笔。

与他一同入京的马改户曾说：“他画的虽然是历史画，但采用的是‘大写’手法。要写出意境来，不但要做到胸有成竹，而且艺术表现亦要得心应手，才能达到理想效果。整幅画完成后，我曾几次去看画，但毛主席形象一直定在那里，迟迟不肯落笔。在这期间，他叫我替他借了一尊毛主席半身石膏像和一块主席侧面浮雕像（是张松鹤同志创作的，很像）。”

后来石鲁还不满意，干脆又让马改户帮他塑了一件毛泽东背着双手的小型全身像，他就对着石膏像反复临摹和默写，几乎到了可以画龙点睛的程度。

马改户回忆说：“当时已是暑天，他一连好多天晚上都睡在画室里，但有一天他兴冲冲地回到住处，对我说，昨晚我喝了很多酒，非常激动，半夜里爬起来一口气只几笔就画上了毛主席形象，完成了我的任务。”

我们可以想见艺术家在得到神来之笔时的激动与兴奋，正如石鲁自己所说：“好几次我拿起画笔又放下了，昨天半夜里我已再无法按捺自己的心情了，已经有了十分的把握，我才落笔的。”

《转战陕北》奠定了石鲁在美术界的地位，他“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的创作理念，至今依然是中国画创作的鲜明导向。石鲁一生笔耕不辍，“开创性地以全新角度去理解生活，用极富传统文化精神却又独具创新手法的国画作品震惊画坛”，为我们留下了《转战陕北》《延河饮马》《东渡》《山区修梯田》等诸多作品。

北平和平解放

崇高的艺术之美，不仅记录下历史的深邃画面，也成为一代人的红色记忆。

国家博物馆的藏品中，与石鲁《转战陕北》创作于同一年的，还有一幅红色题材的经典之作——叶浅予《北平解放》。

72年前，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和平解放北平，并举行了入城式，成为震动中外的伟大历史事件，使驰名世界的文化古都免于战火完整地保存下来，为新中国定都北京奠定了基础。

当时毛泽东要求人民军队一定要从东交民巷经过，因为“旧中国这里是帝国主义的天地，中国的军警都不得进入。而今，北平解放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从这里昂首阔步通过，宣告那段耻辱的历史结束了。”

解放军和平进入北平的这一历史时刻，就被后来成为美术宗师的叶浅予用画笔定格下来，这就是国画《北平解放》。

画面上，数百个群众形象清晰可辨，既显示了各自不同的身份、职业，又展现了欢快而不雷同的动作神态，其艺术创作水平令人叹为观止。

“叶浅予曾经创作过新年画，再加上10余年的漫画创作，使他很容易把握群众的审美心理，所以在创作《北平解放》时，艺术家还吸取了年画等姊妹艺术的一些表现形式，使这件作品更容易被普通观众所接受、欣赏。”甚至，我们可以通过背景中的云气，感觉到敦煌壁画的影子，这正是叶浅予从敦煌绘画中汲取了艺术营养。他的舞蹈人物画，就惯于采用敦煌绘画的重彩风格，这从《北平解放》喜庆热烈的气氛就可以明显感受到，而且这种气氛与作品的创作主题浑然统一。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

我们通过经典美术作品的视觉形象，足可以管中窥豹，看到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一路走来的漫漫征程和百折不挠的精神印记，激励着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努力奋斗。（穆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