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 理想唤起觉醒

2021-02-01 14:42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郝思斯

油画:《启航——中共一大会议》

“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在2021年新年贺词中,习近平总书记满怀深情回顾我们党走过的百年光辉历程。

今天,我们探寻红船的航路,要从启航前再上溯八十年,把目光看向历史更深处。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英国只凭16艘军舰、一万多名士兵,就让清政府不得不割地赔款,由此开启了中国屈辱的近代史。曾“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的大清帝国,在西方坚船利炮下含垢忍辱。中华大地战乱频仍、山河破碎、民不聊生。

长夜漫漫,无数仁人志士想穿透沉沉黑暗,找到救亡图存的道路,想拨开层层迷雾,寻找照亮前行道路的理想火炬——

太平天国运动,采取农民起义的旧有形式,动摇了清王朝封建统治的基础,打击了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显示了农民阶级的反抗精神和战斗力量。然而,平均主义、封建王权等思想,决定了农民阶级不可能解决近代中国社会的问题。

洋务运动提出“师夷制夷”“中体西用”,兴西学、办洋务,开创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等一批近代化军事工业,纺织业等近代工业也随之兴起。但“师夷长技”的努力并未达成“制夷”的目的,甲午战争的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彻底失败。

戊戌变法的志士们,意识到仅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是不够的,他们创办报刊,翻译西学,宣扬进化学说,提倡天赋人权,主张变法图强,开启了自上而下的和平变法运动,可历时百天便告失败。

辛亥革命的领导者们,认识到要救国必须革命,明确提出推翻皇权,平均地权,建立民国,振兴中华的民族民主革命纲领。虽推翻了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但并没有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命运。

此后,北京、上海等地曾出现过大大小小300多个政党和政治团体。它们因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没有也不可能把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历史重任担当起来。

从1840年开始,几十年的探索,中国的先进分子陷入极度彷徨和苦闷之中。封建主义老一套是过时了,学习效法西方的努力又一而再、再而三地碰壁。毛泽东说:“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

十九世纪初的欧洲,同样有人在追寻真理的道路上探索前行。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做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1835年,卡尔·马克思在自己的中学毕业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写下了这样的话语。从此,马克思把自己的智慧和人生奉献给“为人类服务”这个誓言与理想。

彼时工业革命方兴未艾,在推动生产力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争取个人正当权利的工人运动在各地兴起,却遭到资产阶级的残酷镇压。工人阶级迫切需要一份拨开眼前迷雾、指引革命前路的纲领。

马克思通过对经济关系的解析,揭开了剩余价值的秘密,挖掘出隐藏在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痼疾;创立了唯物史观,第一次正确地解释了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的关系问题,宣示了资本主义的灭亡和共产主义的胜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还从无产阶级的苦难中看到了孕育其中的一种不可遏止的战斗精神。

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正式发表,标志着无产阶级科学的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从此,国际工人运动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马克思主义也在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

1917年,列宁从苏黎世登上了开往俄国圣彼得堡的列车,“这趟风驰电掣的封闭列车犹如一发炮弹,乘坐在里面的人物犹如威力强大的弹药,这一炮摧毁了一个帝国,一个旧世界。”阿芙乐尔舰震天撼地的炮声,不仅响彻了冬宫,更如惊雷般唤醒沉睡的东方大地。

十月革命的胜利,把马克思主义由理论变为实践,展现了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的伟大力量,也让苦寻出路的中国先进分子看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李大钊在《新纪元》中写道:“我们这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分得一个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道路。”十月革命后,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分子开始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1919年5月,《新青年》杂志推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李大钊撰写《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阐述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这是中国第一次对马克思主义作比较系统、完整的介绍。

1920年初,陈独秀等委托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3月,陈望道回到家乡义乌,日以继夜完成了译稿,并于1920年8月在上海出版,使中国人第一次看到这份伟大文献的全貌。毛泽东在1936年回忆:“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其中之一就是《共产党宣言》。

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在全国各地涌现,如李大钊在北京组织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陈独秀在上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毛泽东、蔡和森在长沙组织新民学会,董必武、陈潭秋等在武汉组织武汉共产主义研究小组。

这一时期中国的思想文化场非常活跃,除马克思主义外,还如潮水般涌入新村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各种社会思潮。

北大红楼的一个大教室里,曾发生过一场为期两天的大辩论,辩论题目就是“社会主义是否适宜中国”。参加辩论的人很多,都是北京各大学及专门学校的师生,最后教室挤不下,很多人还拥挤在楼道里听。

正反两方辩论结束后,作为评判员的李大钊,运用唯物史观的观点,证明由资本主义社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不是人的意识和感情所能左右的。李大钊的声音不大,却表现出一种高度自信心和坚定性。一位在辩论中持反对观点的学生说,“李先生以唯物史观的观点论社会主义之必然到来,真是一针见血之论,使我们再也没话可说。”

李大钊等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自信和坚定,让一批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立志改造中国的先进青年感受到其科学性和真理性,迅速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也在与各种思潮的斗争中从小到大、由弱至强,由理念到行动、从知识界走到工人中间。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运动的先锋是青年学生,然后工人举行声援学生的罢工,成为运动后期的主力军,展现出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小组成员走向工农中去,积极发动和组织工人运动,使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进一步结合,引导了一批先进分子迅速成长。

1920年冬,邓中夏等人到长辛店筹办劳动补习学校。长辛店是京汉铁路北段的一个大站,当时聚集了工人三四千人。1921年1月初,学校正式成立,分日夜两班:夜班听课的是工人,日班听课的是工人子弟。教员在向工人传授知识的过程中,经常宣讲“劳工神圣”的道理和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工人最伟大,工和人两个字接在一起就是个天字,工人顶天立地。”

在宣传和组织工人的过程中,初步确立了共产主义理想的知识分子,更加了解工人群众的疾苦,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从而使自己的立足点真正转到了工人阶级一边;一部分工人在与知识分子接触的过程中,眼界得到拓展,阶级觉悟迅速提高,参加革命运动的热情日益高涨。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就是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学习马克思主义后意识觉醒的集中表现。

1921年7月23日晚,上海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的石库门民居里,13位平均年龄只有28岁的年轻人在楼下厅堂围坐。灯光摇曳,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出席了会议。

大会共召开了7次会议。7月30日晚的第6次会议因被巡捕窥探,被迫中断,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至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举行。“革命声传画舫中,诞生共党导工农。”代表们在船上讨论并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党纲第一条就开宗明义地宣布:“本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

从成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把共产主义确立为远大理想。毛泽东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

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既作为争取民族解放的有力思想武器,更是作为一种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仰。

这个理想,指引了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也正指引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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